一句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霸气外露，杀气十足，把黑道的残酷渲染到了极致。

这句气势十足的诗句出自唐人曹松的《己亥岁》，整句是：

“凭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”

当时诗人曹松游览华北，路过当年“安史之乱”的战场，看到了遍地尸骸和高耸的“京观”，深觉战争之残忍，有感而发写下这首诗。

中国古代有大王朝十几个，九州大地分分合合，“乱世”和“治世”此起彼伏。根据统计，自东周起，中国的“大乱”和“大治”的比例为“7:3”，治世少，盛世更少，大多数时间都在打仗。二十四史上关于战争的记载多如牛毛，而每当有战争发生，几乎必有“京观”二字出现。


京观，指的是用敌人的首级或尸体加上土石垒筑起来的高台，这一建筑出现的时间有两千多年之久。“京观”二字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它就跟“凌迟”一样，代表着中国古文化最残忍的一面。

将敌人的尸体垒成地标，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行为。古人修“京观”到底有什么含义？这一骇人建筑到底是谁发明的？它何时诞生，又是在什么朝代消失的？

一、金戈铁马的归宿：京观，共冢

“京观”又叫做“武军”、“骷髅台”，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战场遗迹。

对于“京观”二字，明朝才子张岱这样解释：“京，谓高丘也；观，阙型也。古人杀贼，战捷陈尸，必筑京观，以为藏尸之地。”由张岱的话理解，“京观”在古代非常常见，是处理敌人尸体的一种方式。

但这位大才子只说对了一半，“京观”确实是“战场藏尸地”的一种，但是它的最大价值不是埋人，而是彰显武功，震慑敌人。 “京观”的铸造方法很粗暴，在战局胜负已分后，胜利一方的军人会把战场上的敌人收集起来，扒掉他们身上的武器和盔甲，然后砍掉首级，将其累积在一起。


当“京观”累积到一定高度后，需要用土掩埋这些首级，然后夯实，压平，接着再继续累积下一层，最后层层叠叠堆成金字塔。

直到今天，在我国河北易县的燕下都遗址，仍然有14座“京观”遗址，这是战国时期燕国军队打败齐军后砍下来的头颅。这些“京观”在上世纪被发现，虽然过了两千年，但是封土堆还是有一两米高。

敌人的头颅被砍下来了，那他们的尸体丢在哪里呢？

古代军队很少将敌人的尸体“弃尸荒野”，因为这样的行为得不偿失。大量尸体腐烂会引起疾病传播，所以敌人的尸体也会统一处理，或埋葬，或焚烧，或送还敌军。而战场上埋葬战死军人的坟茔，古人称之为“共冢”，也称作“万人坑”。

在战国时期，秦将白起曾在长平之战后坑杀40万赵军，现代人把“坑杀”理解成为“活埋”，其实并不准确。在长平之战的古战场，考古学家发现的大量尸骨都是被刀劈斧砍，或者用弓弩杀死的，然后统一掩埋。其中大部分尸体埋葬在巨大的天然沟壑中，秦军只是抛尸，然后为其盖上浮土而已，这样的“万人坑”就是“共冢”。


以中国传统文化看来，修建“共冢”还算是人道，而“京观”则残忍暴虐。修“京观”这么奇葩的习俗，到底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？

二、“京观”到底是谁发明的？

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，讲究“仁义礼智信”的文明社会。在社会风俗上，中国人讲究死后“入土为安，四时祭拜”，戮尸，曝尸，碎尸都被认为是对死者的大不敬。也正因此，古代中国以“京观”作为对敌人的最高惩罚。

在历史文献中，“京观”一词最早出现在《左传.宣公十二年》之中。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带兵大胜晋国，手下潘党向他建议把晋军的尸体收集起来，筑造成“京观”，以彰战功。楚庄王断然拒绝，他说：“古者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鲸鲵而封之，以为大戮，于是乎有京观，以惩淫慝。今罪无所，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，又可以为京乎？”


庄王说“京观”是古代圣王惩罚不敬者的行为，而晋军将士忠心耿耿，一心报效国君，怎么能用他们筑造“京观”？”庄王提到了“古者明王”，可见“京观”的出现远早于春秋。

楚庄王所在的时期距今2600年，当时的诸侯国之间已经有了筑“京观”的习惯，而且是从古代“明王”手里传下来的，有传统依据，不然楚庄王的手下不敢随便向他提这样残暴的建议。

从《左传》再往前寻找，中国的史书上再也没有关于“京观”的具体记载，由此我们可以推测：“京观”的历史肯定早于春秋战国，很可能起源于西周或殷商，但是这一习俗并未大规模出现于史书，可能并不是东西周时期官方认可的行为。

众所周知，西周以礼乐文化为基础建立，是一个讲究礼法秩序的朝代，一举一动都要遵循周礼。我们遍寻《礼记》和《春秋》，都没有战胜敌人后修筑“京观”的习惯。如果周人真有这一习惯，恐怕孔老夫子早就在书里破口大骂了。

所以现在普遍认为，以神权统治国家，喜欢血腥活人祭祀的商朝也可能是发明“京观”的时代。


20世纪初，我国在河南安阳等地发掘出了大面积的商代遗迹，即“殷墟”。除了大量的青铜器，玉器，甲骨被发现外，“殷墟”还出土了大量的尸骨，数目之多让人叹为观止。这些尸体很多身首分离，身体集中掩埋，而头颅则充当祭祀的贡品。

根据甲骨文研究，这些祭品大多数是战场上抓来的战俘，有夷人，有羌人，甚至是周人。他们是被征服国家的百姓，商朝贵族把这些人部分作为奴隶，部分作为祭品。

在商人的祭品中，修建宫室要用人头奠基，祭天祭神要烹煮人头，在地下墓穴还有不少头骨堆发现，可见头颅是商人祭品中最重要的。

商朝以血腥残暴统治天下，最后引起了四方诸侯的反叛，“武王灭商”之后，周天子成为新的天下共主，武王废除了商人的“人祭”，停止了华夏文明对血祭的崇拜。周人在自己的核心区域实行“礼法制”，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诸侯和夷人，他们的文化并未产生多大的改变。商人血腥的祭祀习俗延续了下来，“筑京观”的传统，可能就这样保存了下来。

“京观”这一习俗是神权文化“殷商”带来的，这一点几乎可以确定无疑。但是在秦汉之后，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，汉朝和之后君王都以“仁政”，“王道”为目标，为什么还要允许筑造“京观”呢？


三、帝国震慑民心的武器

中国历朝的史书中几乎都有修建“京观”的记载，其作用都差不多：震慑封建王朝的敌人。这些敌人有异族政权，但更多指的是国内的叛乱势力，这其中汉朝修建“京观”的行为最为典型。
 
汉代曾有两次大规模筑“京观”的情况出现：一次是西汉末年的“王莽篡汉”，另一次则是东汉末年的“黄巾之乱”。

西汉末年，外戚王莽把控了朝廷，在汉平帝死后立了个孺子“刘婴”当皇帝，自为“摄天子”，篡汉之心昭然若揭。东郡太守翟义看不惯王莽跋扈，私下联络刘姓贵族起兵造反。

翟义一呼百应，短时间内聚集了10万人，天下震动。但是王莽此时还攥着朝廷大权，他挟天子号令群臣，派兵残酷镇压翟义起义，最后将叛军在河南圉县全歼。

官军全歼叛军，翟义全家被夷三族，祖坟被刨，叛军士兵则死的死逃的逃，阵亡士兵被分别修成了5个“京观”。《汉书》记载，这些“京观”由人头建成，高6尺，周长6丈，前面树立着一根木牌，写着“反虏逆贼鲸鲵所在”。5个“京观”分布在叛乱蔓延的各个地区，以震慑各地的不臣之心。
在修筑“京观”后，汉朝各处郡国再也听不到对王莽不满的声音。平叛第二年，王莽就篡夺了刘婴的帝位，建立了新朝。
王莽的新朝非常短命，但是他修“京观”的事迹却被记在史书上，到了东汉末年，汉朝将领又开始修“京观”。汉灵帝光和七年，天下大旱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张角以“太平道”蛊惑人心，聚集流民几十万，号太平军，意图推翻汉朝。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，大将皇埔嵩曾修筑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“京观”。
公元184年，汉军在在曲阳打败张角的弟弟张梁，皇埔嵩带着汉军全歼10万黄巾军，斩杀3万多人，俘虏6万多人，“黄巾之乱”一战平定。在战后，皇埔嵩为了一劳永逸解决流民，居然下令屠杀俘虏，并将10万黄巾军的尸体拿来修建“京观”。
冀州曲阳这个10万人修建成的“京观”，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，其残暴程度几乎媲美战国的“杀神白起”。皇埔嵩剿灭黄巾，按理说有“再造社稷”之功，但是修“京观”是他一生的一个污点。因为这一事迹，虽身为剿灭黄巾的名将，皇埔嵩却在后世鲜有人称赞。
东汉灭亡后，中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乱世。“三国两晋南北朝”几百年时间，中国一直在打仗，各种小朝廷轮番登场，几乎每个有国号的政权都修过“京观”。这一时期内，九州大地有名和无名的“京观”数不胜数。

这一时期的名人，从曹操，司马懿，邓艾，司马昭，到刘裕，檀道济，赫连勃勃，沈庆之，尉迟迥，陈霸先等都修过“京观”。南北乱世的每一代政权都以“正统”自居，君王和名将想震慑百姓和敌人，导致中国大江南北遍布这种骇人的建筑。
一直到了唐朝，天下平定，四海安宁，鉴于各地的“京观”太多，唐太宗李世民下了《令诸州划削京观诏》：
“但是诸州有京观处，无问新旧，宜悉划削，加土为坟，掩蔽枯朽，勿令暴露。仍以酒酺，致祭奠焉。”
唐朝前期国势稳定，“京观”几乎销声匿迹，只有在对外战争过程中曾筑过小型“京观”。但是从“安史之乱”开始，唐朝陷入不稳定局势中，从中唐到晚唐，唐朝政府被藩镇架空，各地叛乱不断。在平叛过程中，修建“京观”的习俗再次复活，这也就是唐僖宗时代诗人曹松看到的景象。

四、“京观”的消失
修“京观”的习惯从汉代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，甚至影响到了周围的少数民族。隋唐时的高句丽，南诏，吐蕃，宋时的辽，金，蒙古，都有修建“京观”的记载。明朝时期修建“京观”的次数减少，直到清朝这一陋习才被彻底抛弃。
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也是最后一个异族政权。满蒙贵八旗打下了天下，而满清贵族深知问鼎天下要“文武兼备”，所以迅速吸收了汉文化，其汉化速度跟北魏不相上下。
清朝初年南征北战杀戮很重，但多尔衮、顺治、康熙坚持“恩威并施”、“剿抚并用”的原则，从根子上减少满汉对立，不宣扬仇恨，于是用来震慑民心的“京观”被清朝废弃了。
清朝国祚两百多年，内部先后经历了南明、三藩、金川、川楚教乱、太平天国、捻军、回乱等等内部战争，确实没有大量修建“京观”的记载，“京观”就这样消失在了中国的历史中。